从历史上看，俄欧关系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牵动全局的重要方面。自从俄罗斯以大国身份介入欧洲事务以来，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每一次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几乎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重新构建。19世纪初，俄与法、英、奥、普等国敌友关系的变换，导致拿破仑帝国垮台和维也纳体系的确立；19世纪晚期，俄德关系蜕变、俄转而接近英、法，在列强关系变幻的背景下，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二战中苏联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更是成为二战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关键因素；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主动放弃与西方对抗，乃是国际社会进入后冷战历史阶段的决定性前提。

事过境迁，历史上由于俄欧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格局更替不会再简单地重演。但是，俄欧关系中合作与抗拒两重性的交互作用，使得这对双边关系依然深刻作用于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重塑。

俄欧关系两重性的具体体现

21世纪以来俄欧关系转入危机与合作并存甚而危机多于合作的状态。一方面，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和2014年俄罗斯归并克里米亚，使得俄欧关系不断恶化，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2018年,由前俄罗斯间谍斯特里帕尔“中毒”事件（以下简称“中毒”事件）引发的俄与西方大规模外交冲突，其后欧洲多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叙利亚联合空袭和制裁，标志着俄欧关系全面恶化。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多边机制以及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又给俄欧接近与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一连串变故，使得俄欧关系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多个领域。

一、模糊不清的敌友关系

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有相对比较清晰的敌友关系分野。冷战结束之后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欧间合作总体而言代替了以往的敌友认知。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又使得潜隐中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重新浮上台面。然而，此时俄欧间的大国纷争，既不是当年王朝争霸，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掺杂着现代化进程中不同观念的冲撞、不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竞争、不同文明传统之间角逐的复杂博弈过程。也正因此，一直被用来推动结盟搏杀的敌友关系，此刻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在美、欧、俄政界、学界都颇具影响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项目主任安吉拉·斯坦因教授近年来曾多次强调，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加强西方联盟，强化意识形态对抗，才是西方避免衰落的唯一出路。与此相应，多位前欧盟高官、各国重要智库、大学教授和媒体代表也都有类似的表述：俄罗斯的“强大”是缘于西方的软弱，因此势必要加强西方联盟从而与之抗衡。

然而，虽然加强西方联盟、打压俄罗斯的舆论呼声不绝，但西方各国在实际行动中却表现不一。2018年3月下旬，欧盟就伦敦间谍“中毒”事件、叙利亚化武事件驱逐俄外交官的联合行动当中，其28个成员国中仅有16国采取驱逐行动，比利时、奥地利、希腊、保加利亚等12国拒不参与。德国等国国内也就参与攻击叙利亚联合行动展开了激烈争论。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16日报道称，伦敦“中毒”事件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尽管立场强硬，但是最终驱逐俄外交官的数量限制在23名，法国和德国各自驱逐4名，相形之下，美国驱逐俄外交官多达60名，事后特朗普曾深感后悔。事实上，在欧洲舆论中，“西方不该把俄罗斯当成替罪羊”的呼声相当普遍。尤其在5月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向欧洲征收贸易关税之时，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愤怒地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独断专行”，认为他更像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二、三心二意的军事抗衡

北约“三位一体”式的战略推进，是西方对俄军事抗衡升级的标志。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扩进程；二是乌克兰危机后，首次建立专门针对俄的新军事指挥系统，并在敏感地带（包括波罗的海地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部署武装力量；三是美国主导的在北约新成员国罗马尼亚等地直接部署反导系统，打破了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平衡。然而，俄罗斯也不甘示弱，2014年归并克里米亚，2018年3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又展示了一系列新型武器，以示威慑。

尽管在战略对抗过程中，欧洲爬上了美国的战车，但其参与东西方军事抗衡时始终心猿意马。早在2008年北约峰会上，虽然在美国压力下北约确认了吸纳乌克兰等国的目标，但因德法的阻拦，使之没有在当时实现。2017年年底，美国决定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军事援助，对此，里根时期的总统特别顾问、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坦率承认，“提供致命武器会分裂美国与欧洲国家，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反对进一步与俄罗斯对抗，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2018年5月，默克尔、马克龙相继访问莫斯科，欧洲舆论呼吁避免对抗的声音又一次高涨，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全球局势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时刻，把克里米亚问题作为对俄政策的全部是否合适？鉴于俄罗斯已经拥有大量新型武器，而美国战略防御能力依然有限，是否需要对战略防御技术制定新的规范，实行新的有效监督？一旦如人们预言，俄罗斯、美国、中国构建新雅尔塔体系，欧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归根到底，欧洲国家既担心俄影响过于扩展，希望美国能够出手遏制；又担心美国过度干预会导致俄罗斯的强劲反弹，使欧洲始终处于东西军事抗争的水深火热之中。

三、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

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历史悠久且错综复杂，虽然屡屡在政治与安全争端中受到美国和大大小小寻租者威逼利诱，但始终难以被彻底抛弃。

一方面，欧美之间互为最重要的商品市场、投资目的地和服务业伙伴国。跨大西洋经济体的商业销售额达到55万亿美元，双边经济服务每年创造1500万个工作岗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世界上最富裕、也是最大的经济体的GDP约占全球总GDP的三分之一。双方互为最大投资目的地。2010年以来，欧洲吸引了58.5％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仅在2016年，欧洲就吸引了美国FDI中的70％。相比之下，亚太地区仅占21％。同年，欧洲FDI中的72％前往美国。欧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贸易总额为6870亿美元，2017年达7000亿美元，与21世纪初相比翻了一番。近年来美对欧盟贸易逆差猛增，2016年达到1460亿美元，2017年则有1510亿美元。据统计，2017年欧盟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是美国，因此，不难理解欧盟最在乎美欧经济关系所带来的利益。

相比之下，2017年欧盟自俄罗斯的进口额仅为1478亿美元，在欧盟进口国中排行第三，同年欧盟向俄罗斯的出口额仅为967亿美元，在欧盟出口国中位居第四，与美欧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相比，尚有差距。但在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欧之间贸易总额在4000亿美元之上，只是欧洲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之后才大幅下降。这表明俄欧之间的经济关系虽不如跨大西洋经济体般联系紧密，但其规模和潜能不可小看。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多年来，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俄罗斯深耕细作，与俄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总体而言，经济纽带对于俄欧关系的总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正因此，马克龙在2018年5月24日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宣布，法国力争超过德国，成为对俄投资第一大国。

另一方面，从能源经济角度来看，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是难解难分。一是乌克兰危机以后，尽管欧洲大力推行绿色能源，但对俄罗斯的传统能源依然有巨大需求。二是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建立以来，大体运行顺利，这为眼下正在紧锣密鼓推出的北溪2号项目做了重要铺垫。三是俄提供的天然气与美国的页岩气相比价格更为便宜、运输也相对便利，同时，俄也承诺继续在乌克兰等国提供过境能源，以确保平衡。为此，欧盟难以舍近就远，放弃对俄合作利益。默克尔5月的莫斯科之行，目的之一就是不顾美国阻拦，大力推进北溪2号项目。

四、顾盼权衡中的危机处理

2008年以来在俄欧之间地域空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危机中，有一明显的惯性：俄罗斯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压力，美国出于维系霸权一再使用强权企图威逼俄罗斯就范，而欧洲则处于美俄两端间，左右斡旋，力图在利益、道义和强权之间维持均衡。特朗普当政后，不屑于眷顾跨大西洋关系，激起很大波动，但是，后冷战阶段的美、欧、俄三家各自定位基本上得以延续。

在美国企图以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向欧洲施压、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的背景下，俄欧在叙利亚、乌克兰、伊朗核事件和一系列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交流与合作明显改善。尽管马克龙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于叙利亚的新一轮空袭，但他明确宣布不对阿萨德政权去留问题持有立场，显然这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俄欧趋近的一大迹象。乌克兰危机历时五年的跌宕起伏，欧洲越来越表现出期待通过谈判而非军实施压解决问题的立场；明斯克进程虽还前景不明，但这是俄欧旨在排除美国的干扰，通过双方合作来解决争端的平台。伊朗核问题的演进趋势更加清晰地表明，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持有接近的立场。因此，总的看来，美国自动退出多边进程，确实给俄欧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俄欧关系演进的若干背景

西方文明处于总体衰落但远非终结的历史阶段，对民族国家和后民族国家的不同认同，地缘政治因素重上前台——这是影响当下俄欧关系的重要背景特征。

一、西方总体衰落所导致的俄欧关系曲折起落

当代俄欧关系之所以曲折起落，不仅仅是任何单一领域的变故，也不仅仅是个别国家发展周期所致，而更像是一个历史长周期临近重大转折的征兆——近四五百年来支持和推动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引领世界和创造奇迹的各种观念要素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内在冲撞：自由迁徙变成了难以遏制的难民大潮；自由选举选出的民粹领袖纷纷登台执政；自由贸易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欲置于死地；自由言论被网络空间放大，不光影响民意和选票，也被视为对民主制度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怪物——网络信息大战。“西方的衰落”这一早先较多见诸于非西方世界的话语，如今则成为风行于西方一流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之口的命题。犹如美国文博大学教授于滨所言，与其说西方衰落，还不如说“西方衰落”的认知广为传播所造成的杀伤力更加来得深刻。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曲折起落，说明这一关系早已被“西方衰落”这一命题绑架。

二、俄欧关系背后的认同危机

21世纪初，普京一度希望努力实现“回归欧洲”，但难以实现。此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 2010年，俄罗斯“瓦尔代”论坛曾以“与欧洲结盟”作为论坛的冠名标题，双方互相示好；然而仅仅一年后，“瓦尔代”论坛便潮流翻转，以“走向亚洲”为主要议题，而“与欧洲结盟”的话题因其不合时宜而成为笑柄。为什么学习欧洲已有四百年历史的俄罗斯，始终难以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加入欧洲大家庭的行列？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前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和学术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都曾提出这样的假设：俄欧关系问题的根源在于俄罗斯和欧洲的政治认知差异巨大。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之后的当务之急，乃是加强包括主权、领土等在内的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建构，以及引导俄罗斯以民族国家的身份重新走向复兴。而对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超越民族国家藩篱，组建超国家的一体化区域组织，乃是冷战终结之后的欧洲的核心战略。通过欧洲一体化的构建，欧洲国家要能够抱团对付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特别是能够实现“看住德国、留住美国、挡住俄国”这一有利于欧洲稳定与发展的政治格局。

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如果俄欧上述两种观念仅仅是各自为政、各得其所而不相往来，并非不能共存。但是在苏联解体与冷战终结之后的流行观念支配之下，作为“胜利者”的欧美，无法遏制自己希望通过政治空间扩张实现意识形态抱负的奢望，因而在随之而来的北约与欧盟的接连不断的东扩进程中，欧洲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与俄罗斯直接较量的第一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欧盟仍然坚持推出“东部伙伴计划”，旨在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逐步纳入欧盟东扩的框架之中。2013年秋冬之交，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执意按此计划吸纳乌克兰，直接导致绵延四年多的乌克兰危机爆发。而当欧洲与美国一起推动“东扩”、策动“革命”且自以为得计之时，在全球化大潮推动之下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俄罗斯既是老牌大国，又是新兴国家群体中的一员，励精图治，在各类挑战面前表现出强劲的战斗和动员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盟自身的弊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困顿中暴露无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欧之间爱恨交加、情仇难断。

三、重上前台的地缘政治

英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萨科瓦在他最近出版的新著《特立独行的俄罗斯》一书中引用美国学者戴维·卡来欧15年前曾提出的欧洲、俄罗斯、美国从来就是互相独立的三个地缘政治主体的见解。在他看来，即便是在东西方冷战对抗时期，这种一分为三的局面都从未改变。萨科瓦的这段引用，深刻地揭示出俄罗斯与欧洲地缘政治关系中的深层结构。

这一地缘政治诠释的图景之下，可以进一步发现：其一，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一体化进程虽遭重创，但法德努力探索合作，通过改革——特别是财政金融改革——推进欧盟一体化合作的可能依然存在。植根于欧洲大陆合作传统的主权国家联盟，还没有那么容易地被草根和民粹之风击倒。法国总统马克龙虽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紧密，但他在伊朗核问题和多边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明显不同。而德国联合政府对于法德合作所持的开放性态度，也使得人们提升了对欧盟合作前景的期待。其二，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不甘心被边缘化，正在通过欧亚经济联盟等一系列机制和手段，维持对周边地区的传统影响。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表现出色，体现出其不光有能力捍卫一个前苏联时期海外军事基地，而且有能力在域外枢纽地带投射力量，以较小代价和有限目标换取地缘政治影响。其三，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英美两国之间一度疑虑重重，而后重新紧密合作，率先联手制裁俄罗斯，离间俄罗斯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天然联系，海洋性地缘政治与大陆性地缘政治的互相对峙似乎又在重新浮现。国际变局之下，英美重新联手表明其重拾分化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海外玩家故伎。

上述的欧洲大陆、俄罗斯、美英三方地缘政治立场和战略的不断清晰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将是俄欧关系背后的一个很值得考量的方面。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所言，地缘政治较量比以往意识形态斗争还要来得深刻。可见，当代俄欧关系正在应验这一值得深思的判断。

俄欧关系的前景

从欧洲视角来看，一方面欧洲政治精英已经逐渐明确地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维持和建设跨大西洋关系，因此在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寻求合理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尊重现实，重构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欧洲政治精英认为，俄罗斯的“强大”是缘于欧洲的软弱，因此只有稳固欧洲合作，强化美欧同盟，坚决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冲动，才能走出困境。目前，这两种立场的较量还难见分晓。未来几个月，欧盟改革方案能否确定、欧洲议会选举将会形成怎样的民意主导，都将会是决定欧盟今后发展方向及其对外关系的关键节点。不管如何，法德两国国内政治更替过程尘埃落定、欧盟总体经济尚处复苏过程之中等积极因素，还是可能推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理性发展。未来有关伊朗核协议、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问题将逐渐被推上前台，有助于俄罗斯与欧洲诸国之间形成更多共识。尽管美国对乌克兰出售重型反击武器有着打击东部反对派和俄罗斯、离间俄欧关系的双重目的，但是来自各方对乌克兰问题的建设性建议还是在不断出现。在西方最新的联合打击之下，叙利亚和平前景虽被推迟，但是叙战的总体趋势仍是政府军影响范围扩大、恐怖主义势力受损严重，而各派反对力量尽管立场迥异，但并非没有与叙政府进一步接近的可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的三国联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推进合作，这是未来在联合国框架下，三国进一步与欧盟展开合作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普京在总统大选中的高票当选，聚敛了人气，可以预料俄罗斯在未来内政外交中必有一番新的构想和作为。虽然俄国内经济状况还远待改进，但这恰恰是俄欧合作的理由而不是阻力。最近俄罗斯高官苏尔科夫有关“百年孤独”的文章，透露出俄罗斯精英的深层心态，表达出多年与东西方交往而无法得到应有承认的悲凉之感。但是，这篇文章更多地还是展现出俄罗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争取与各方合作的态度走一条自己道路的信念。 由卡拉加诺夫提出，被普京所接受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理念虽然主要侧重于面向周边和亚洲，但也对发展与欧洲关系寄予厚望。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有理由期待俄欧关系能够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逐渐走出困境，或许三四年之后才能达到合作强于纷争的状态，但这毫无疑问将是一个相当艰难而充满变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