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则媒体报道引发大众热议——广西某高校获1.31亿元科研经费、实施科研项目862个、实现成果转化0个。该数据源于广西审计厅公布的9所区管高校2020至2022年度财政补助高校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名录。

上亿元科研经费，成果转化率为0？巨大的数字反差，让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话题再次成为焦点。

0转化率背后是什么？对于杭州以及高校来说，该如何做好科技成果转化提档加速这篇文章？

转化率为“0” 这笔账该怎么算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国内高校的“老大难”问题。

以科研创新的重点产出“发明专利”为例。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中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北京日报一则报道称，在相关研究推算中，美国高校成果转化率约为50%。和发达国家横向比，我国高校成果转化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而从全社会情况来看，一份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分析报告”统计：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为其中的20%。该报告指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转什么”“怎么转”“谁来转”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科研成果转化率为0，是否说明科研经费打了水漂？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部网络教育名师工作室首席专家邓海建认为，要分三个层面辩证地看。

从总数看，1.31亿元资金确实是大数字，但平摊到862个项目上，平均每个项目仅获得了15万元。所以难免有人吐槽，这些费用用于科研可能远远不够，如何实现成果转化？“当然，账不是这么算的，项目有重有轻、预算有多有少，我们要盯住的，是那些本该有转化而结果毫无转化的项目。”

从衡量高校科研工作标准看，成果转化率并非唯一标准。科研有很多种，可以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类、技术开发类等，“基础研究不是看转化的，或者说也不能用转化来考量。因此在进行科研评价时，要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严肃问责的，应是本来是冲着转化去的，结果却在浑水摸鱼的项目。”

邓海建觉得，从科研工作者自身角度看，一定要对这组数字引起高度的警醒，“当务之急是需要做务实的科研，不要为了科研而科研，或为了课题而科研，要多做与百姓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科研项目。”

高校科创路难走 难在两个关键的“一公里”

科技成果难以走出象牙塔，背后有哪些原因？或许可以从“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创新创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国科大杭高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党总支书记张宇教授，在科研圈深耕多年。在她看来，整个科创链可以比拟为三个阶段——

“科学研究”像从0到1的过程，“科技创新”是从1到100，“创新创业”则是不断扩张地从100到10000。从表面看，整个过程似乎是“科学研究”在最前、“创新创业”在最后的关系，是分开的，“但要保持长期良性循环，整个链条是相互促进的，三个环节都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实践探索。”

张宇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资深科研人、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巍教授的认同，他把三者关系形象地比作三个相互交织的圆环，“三者互有重叠，互相影响，与其说是科创链，其实更像是一张科创网。一张网、一盘棋，一子不慎满盘皆输。”

厘清了三者关系，也就能找到症结所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研”被频频提及，成为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1所科技委常委刘强表示：“我国科技界面临着相对突出的共性问题，即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成果不足。”

源头创新能力不足，“从0到1”的欠缺，科创路上的“最初一公里”起步艰难。这种艰难，也让链条中的其他机构和单位倍感无奈。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派富知识产权投资运营公司总经理胡晓伟指出：“同一个课题，同一个方向，可能全国有上百家高校在搞，但做出来的东西又都很一般。源头不好，如何转化？”

不仅如此，科创路上“最后一公里”难题也越来越受关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面对媒体时曾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

据了解，技术转移转化需要具备知识产权、法律、管理、行业等背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而国内一直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服务机构，高校院所受制于体制机制，也缺乏此类人才，大多高校院所负责转移转化管理的人员少且多为兼职。

这种源头创新孵化模式 会带来“破冰”效应吗？

面对“两公里”难题，一些力量正在寻求突破。

2019年，一种崭新的医药源头创新孵化模式在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孕育而生。该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临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是一个由基础医学学科主导，以高水平原创学术成果源头转化为目标的创新平台。

杨巍院长介绍，在当前“仿制药来钱快”“‘跟随式创新’成大流”“首创靶点创新药缺乏”等压力之下，研究院聚焦生物医药源头创新领域，力争在我国孵化出若干个全球首创靶标的创新药物和新型医疗器械。

换句话说，研究院首要解决的就是医药创新“最初一公里”问题。因此，每年设立创新医药专项孵化资金，面向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征集具有转化价值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目前已完成了四轮面向全球的创新科研项目征集，投入了超过1亿元孵化经费，为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50余个入选项目提供产业化孵化经费支持。“即便成果只是一篇论文，只要它具备医药创新转化价值，我们就愿意给它第一桶助力金。”杨巍告诉记者。

在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上，研究院还提供了新模式——项目全程“管家”。简单来说，就是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为每个项目配备一个项目管理小组，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部人员、相关领域产业专家共同组成，全过程把控项目实施进度，提供知识产权咨询、商业化战略、项目投融资对接、药企合作对接、协助企业工商注册等多层次、立体化的成果转化服务。目前，研究院已有9个资助项目顺利落地项目公司，正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孵化，预计近期还将落地8—9家。

记者了解到，在连续5年进入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前50强高校中，浙大一直位居全国第二位。临平区将生物医药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锚定“800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医药源头成果孵化平台，孵化出针对重大疾病干预的全球首创靶标创新药物，具有自主产权的医疗器械和诊断产品，助力临平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贡献力量。”杨巍同时表示，希望研究院的孵化模式，能在国内医药源头创新领域发挥更多的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