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在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为中心议题;在6月11～15日召开的院士大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和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都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在讲话中首次提及“中央正在制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显然，酝酿已久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然拉开。

改革足迹

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社会百业待兴。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成为中国“科学的春天”。1982年，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即‘面向、依靠’)”的方针，这也成为此后描画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方针。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拉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标志着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的阶段进入到有组织、有步骤的全面展开的阶段。这一轮改革的基本点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技术的商品属性，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和经济的结合。

改革决定颁布后的几年里，一些配套改革措施逐步实施推广，如198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198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这期间，中央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力度，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博士后制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科技管理方式也随之转变，从以规划为核心，转变为以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技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系。如1980年代先后出台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20多个国家科技计划，基本形成了新时期国家科技工作的大格局。

进入1990年代，国家对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连续推出《国家科学技术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陆续批准建立了5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发展了若干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并先后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法》，技术创新的有关服务体系也开始建设。

1995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把国民经济建设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明确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

有权威人士评论，从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和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支撑了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是指50年代初)。

进入新世纪，“创新”和“产业化”成为“十五”科技规划的当然主题。“以人为本”、“依靠人、为了人和服务人”贯穿了“十五”时期科技工作的始终。

为迎接新时期的挑战，在前两次大的改革基础上，2006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对未来15年的中国科技发展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顶层布局，“自主创新”是纲要的核心和最大亮点。

权威人士对此评价说，自主创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破解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等国民经济重大瓶颈难题的战略性考虑。这不但是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题的战略安排。

体制困局

回首30多年科技发展历程，科技体制改革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对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仍然有一些“深水区”，制约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如长期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难、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体制机制带来的一些弊端，如缺乏强力协调的多头管理导致政策相互掣肘，科技资源配置高度分散致使科技项目低水平重复现象普遍，科技资源浪费严重，产出效率低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技界一位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分析说，从国家层面上看，目前掌握和配置科技资源、制定相关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众多。由于多头管理“九龙治水”，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很多资源不能共享，低水平重复浪费严重。“如果单从部门和行业自身发展来看，这些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需要站在国家利益至上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来进行顶层设计。这样才能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特别是人力和科技投入的效率最大化。”

扭转这种既分散又缺乏有效统筹协调的资源配置状况，上述权威人士建议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自上而下，通过对各科技管理部门自身管理职能与方式的改革，形成协调一致的科技工作格局，为科技进步和创新营造更好的宏观环境;二是要重提“举国体制”，“如毛主席所说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他解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体制安排，也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相悖。“我国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更需要在重点领域形成协调统一，又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举国体制’。”

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科技活动的过度利益化是科技人员反映最为集中的一个问题。在2010年6月召开的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学部一份关于《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的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近六成被调查的科技人员反映，利益因素正在阻碍团体间合作，科技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

解决过度行政化，只能有赖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有些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科技管理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才能取得突破。

在今年的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体制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迫切需要仍不适应，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求仍不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不适应，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些院士表示，这种“不适应”，除了科技决策体制、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评价体系的导向问题。

权威人士评论认为，科技成果转化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急功近利的评价导向。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投入大、时效长，更主要的是风险大，因为考核评价的压力，很多科研人员都不愿意做这项工作，致使很多好的科研成果得不到生产应用。“这种重数量不重质量、重产出不重应用、重短期不重长远、缺乏科学意义上的评价体系必须要改。否则，势必会影响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影响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影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发挥。”

以纵深改革迎接科技突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将复苏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科技革命上，制定相应的科技计划、加大科技投入，而且将争夺“关口”前移到基础研究领域。随着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的重大变化，全球科技发展格局也正酝酿着新的版图，这对迅猛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这样一个新科技革命“前夜”，“中国再也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认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科学技术的结构体系，牵动全球科技中心的转移，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以及国家地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升降。”

中国凭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

我国有居世界首位的科技人力资源，有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的研发人员(R&D)，还有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的科技投入，“只要有一个好的科技体制、有一个适宜创新的科研环境，假以时日，不信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科学家的自信缘于酝酿已久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院士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系统地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和科技组织结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

据了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草案，已在多个部委数月调研的基础上，几易其稿，经过二十几个部委的讨论，不日即将出台。其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等内容，成为草案的核心思路。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科技决策体制、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等顶层设计都将有重大突破，更加明确、切实可行的政策落实方案也将陆续出台，以确保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目标的落实，真正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

可以相信，随着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制度环境、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的逐步形成，中国科技的巨大潜能必将得到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