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写给法院的求情信。本报记者 王俭 摄

京华时报讯 于洪芳，一个33岁的未婚女人。她和公司老总温大为（化名）一起资助了江西宁都25名贫困生。在温大为资金遇到困难，欲退出时，她决定独自承担资助。为此已升到副总位子的她写信敲诈北京6家医院120名医生。

她以为，以善良的名义，医生们会把钱汇到指定账户。在公诉人柳青看来，“她很单纯，想法太幼稚。”在受资助的学生眼里，她是个善良的大姐姐。在金钱的资助之外，她还给他们生活上诸多指导。

8月12日清晨，因敲诈入狱10个月的于洪芳悄然走出西城看守所。她说，还会继续资助那些仍需要帮助的学生。

善良姐姐给了我未来

王兵和刘成一直都称呼于洪芳为“于姐姐”。两人同在北京读大二，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在中国政法大学。几年来，于洪芳一直资助他们，每人每年1万元。于洪芳资助的9名学生中，只有他们俩在北京。8月11日。两所学校都已经放暑假了，但两人都没有回家，他们在等待那一天———8月12日，于姐姐出狱的日子。他们约好去回龙观看她。

老家江西宁都的王兵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四个孩子全靠父母种地养活。王兵初中时住校，每周末回家一次，带米和干菜回学校。一周5天顿顿大米、干菜。父母一周只给王兵五六元钱。来回乘车需要两元，剩余两三元是他一周的开销。考上宁都一中后，花销大增，父母四处借钱，贫穷随时可能让这个孩子辍学。于洪芳和温大为的到来给了王兵希望。从高一到高三，每人每年1万元的资助，对于王兵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感觉生活条件变好了。起码吃饭能吃饱了，而且觉得接受人家钱，要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人家。”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也小多了。“在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王兵说，“这1万元就相当于我有了未来。”

“她是个善良细心的大姐姐，开学的前几天，我们的账户里一准有钱。”在王兵的记忆里，虽然很少见面，但时常会通电话。于洪芳会针对他们每人身上的缺点，提出合理的建议。从看守所出来后，她明显瘦了，看起来有些疲倦。接受资助考上山东大学的刘军说，一次通电话，于洪芳提到现在本科生太多了，没硕士文凭不行，强烈建议刘军考研。“你们要是能坚持学下去，我就坚持把你们资助到底。”她不单是一个普通的资助人，也是我们的亲人。

那些接受捐助的学生也没有让于洪芳失望。2006年，9名受助学生考上大学，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重点高校。

   与老总的共同助学

于洪芳和温大为在北京都属于事业有成、生活稳定的群体。于洪芳助学的引路人还是温大为。33岁的于洪芳是黑龙江铁力人。1993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两年后毕业，即来到北京闯荡。先是在某大学就读工艺美术专业。一年后毕业，随后辗转于北京多家广告公司，一直过着北漂的生活。2002年加盟温大为任董事长的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市场总监。按照温在检察机关的自述，于洪芳在公司只是挂名，也去公司，但不负责具体业务。

作为从江西宁都走出来的成功商人，温大为知道老家的贫困，学生的艰辛。2000年，温大为和于洪芳回到宁都，宁都一中的老师希望温大为能捐资助学。温大为到几个孩子家进行了走访，当场答应。从2000年到2005年温和于两人先后资助了25名学生。于洪芳后来数次和温大为一起回到宁都，“学生们没有学费，上不了学，真的很可怜。”于洪芳和学生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温大为相对较忙，每次都是于洪芳办理汇款，与学生联系，鼓励学生。有学生来北京，也是于洪芳接待。

这样的资助一直持续了6年。2006年，于洪芳和温大为收获了丰硕的成果，9名学生考上大学。按照于洪芳的计划，继续供这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研究生。但此时，她所在的医疗器械公司业绩下降，整个医疗器械行业不景气，温大为想结束业务，离开北京。当然，这些学生就无法继续资助了。温大为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时曾说，当时他也曾想给于洪芳一笔钱，让她离开北京，不要再管资助的事情了，但于洪芳不甘心。

很快就到了学生交学费的时候。于洪芳觉得，她应该帮助温大为渡过这道难关。但9个大学生的学费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回龙观有车有房的于洪芳也仅仅是自己生活富足。一旦离开了温大为的支持，她的工资显然无法继续助学。于洪芳于是想向家境宽裕的舅舅借钱，但遭到舅舅拒绝。

  困难中想到的“傻办法”

一边急等用钱，一边是资金匮乏。这个时候，北京医疗行业开始整顿。身在这个行业，于洪芳熟悉一些内幕。一个想法迅速在脑中形成。

她从网上搜索了4名贫困大学生资料。根据这些学生所在学校，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购买带有学校标志的信封。然后从网上搜索资料，结合自己助学感受，用电脑写了敲诈信。信中称，她是一个白血病患者，资助了一些贫困大学生，现在遇到困难，希望收信医生能继续资助这些学生，并留下了账号。随后，她向6家医院的120多名医生每人发出三封敲诈信，让这些医生向账户内汇款，并表示将会归还。某医院医生收到信后即刻报警，事情就此败露。在公诉人柳青看来，这个办法费时费力，“挺幼稚的，肯定是有许多闲工夫的人才能做出来，而且也肯定没有效果。”

于洪芳却认为，收到信的医生一定会向账户里汇款。但最终无一人汇款。“这是个善良的人，很单纯，她的动机也是好的。但显然手段是错误的。”做了12年检察官的柳青说，她第一次碰到敲诈为了资助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以前可能会遇到犯罪为别人的，像于洪芳这样的人，她并不缺钱。”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一是她缺乏法律意识，再就是她真的觉得这些孩子她不管不行。

得知于姐姐出事后，9名学生聚集到母校，每人给法院写了一封求情信。考虑到有自首和未遂两个从轻情节，柳青说，法院从轻判决10个月。“如果她没有善良的动机，即使有前面两个情节，估计刑期也要3年以上。” (文中所有受资助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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