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不平凡的2020年已然过去，满蕴希望的2021年悄然来临。这一年，站上“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起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新辉煌……一项项重要使命呼唤我们奋斗实干，一张张美好蓝图即将经由接续努力变为现实。

　　万千智识，因国家召唤而汇聚。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中国智库应如何完善自身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贡献力量，为“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乃至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积极作为？在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2020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上，我们捕捉思想闪光、凝练观点精华，连缀成文，为您呈现中国智库人的深度思考、使命担当。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

　　旧岁已逝，又启新篇。立足起点、眺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与考验同在。智库作为推动决策科学民主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软实力进一步强化的重要抓手，当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识。

　　据最新数据显示，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来源智库已达941家。智库数量的逐年增长，见证了其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带来更多深度思考。

　　会场全景。光明图片

　　2020年末，当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2020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如约开启，与会者的讨论一如既往积极热烈，而目光比往年更为聚焦：在由“数量式”向“内涵式”跃升的过程中，中国智库如何提质增效，以“自身强”为基础，为国家发展更好地出真招、献实策？

　　提升研究质量：对接“时代之需”，破解“现实之问”

　　“十四五”期间，正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关键时刻，势必会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危机与变局，也必将迎来改革发展的先机与新局。智库专家们认为，船行中流水更急，如何在新征程上搏击惊涛、奋楫扬帆，考验着中国智库的底气与定力。

　　“‘经世致用’是智库发展的根本。”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指出，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日趋完善，智库服务决策功能日渐凸显，智库话语影响力日益增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陆先高认为，破解“现实之问”，需要智库界汇聚智识，推动顶层设计落实为“全国一盘棋”的改革行动，及时总结背后的发展逻辑，助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为衡量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智库成果能否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推动力，对科学决策有启发性，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始终是众人关注焦点。会上，不少学者为智库成果怎样回应“时代之需”“现实之问”贡献智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驻智利原特命全权大使徐步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智库研究普遍存在“泛泛研究多，专题研究少；大而化之多，分类研究少；浅尝辄止多，深入细致少”等问题。为解决缺乏专业性的问题，就要明晰智库定位，不断深化、细化研究领域，在纷繁复杂的选择面前，咬住“专业”不放松，这是彰显和放大智库独特优势的关键。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指出，智库机构要努力做到政策研判精准化、研究方法科学化、数据管理专门化、制度规范标准化。这一点，在多位与会智库专家的发言中得到了事实印证。比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范从来基于详实数据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基于数据整合、对比，探讨全国总人口与城镇化变化的趋势走向，进而明确“十四五”时期重点研究课题。

　　如果说，从横向来看要解决选题如何“专”的问题，那么纵向来看，则需在研究如何“精”上持续发力。多位专家指出，不同层级的智库最好不要“一窝蜂”地聚焦全国最热议题的政策前端，这样不仅难以出新，更容易造成资源重复使用与浪费。比如，针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话题，国家高端智库以及其他国家级智库具有全局视野和全面材料，可以支撑专家开展针对此议题的全局性、战略性研究，而地方智库没有这种先天优势，“为了研究而研究”容易造成无效产出。换个角度看，地方智库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展开评价评估和反馈性研究。

　　图1：CTTI系统现收录专家不同专业占比情况

　　“为‘十四五’规划建言不应该是‘一锤子买卖’，除了做到事前有建议，更重要的是立足特色，坚持‘事中有追踪，事后有评估’。”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智库办负责人王立认为。为此，应提升智库研究的选题精准性、系统协作性，对标高质量发展，盘活不同层次智库的资源与优势，共同为重要议题的突破与解决发挥作用。

　　强化机制保障：促进学术与咨政之间无缝对接

　　本届论坛评选出60项“CTTI来源智库年度研究成果”，其中，高校智库成果占比71.7%。智力资源相对富集的高校智库，成果丰硕本不足为奇，但其背后，如何实现学科建设与智库研究的无缝对接，怎样推动绩效体系、话语体系的有机转化？这些困扰高校智库多年的问题，有了更为实际的答案。

　　关于学科建设与智库研究的关系，学者们颇有共识：学科建设是智库研究的根基，只有学科水平上去了，才有可能产出高水平成果；优质的智库成果，则如引擎一般促进学科建设，为其提供动能、指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谈到了学科与智库之间相互融合的经验：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交叉优势为支撑高水平智库研究搭建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用“团队制”打破院系研究机构的限制，聚焦某个领域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借助智库平台为其提供全方位研究保障，以分类分级管理的方式，产出高水平成果。

　　“在我校，智库机构与院系为平级单位，它就相当于中心圆，不断向外扩展，把相关院系的研究力量囊括进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定任务、配资源，通过体制机制，调动不同层面、不同学科领域的力量。”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政策研究与内刊编辑部主任龙海涵讲述了学校所做的尝试。

　　图2：CTTI来源智库地域分布统计图（单位：个）

　　除了机制上的融合，话语体系与绩效体系的相互转化也是关键之举。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家涛认为，智库研究不能沉浸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自娱自乐”，而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调研、紧跟时事、回应现实。“智库管理部门要引导学者掌握智库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为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办公室主任周湘智打了个比方：决策部门是“点菜人”，智库机构是“做菜厨师”，管理部门就是“行政总厨”。我们要扭转学者重学术文章，轻智库报告的偏见，帮助和督促他们快速掌握智库报告的类型、结构、风格、表达等方面的要领，促进学术研究与智库报告之间的话语体系转化。

　　有年轻学者提出，当前仍存在“论文写在‘大地’上，还是写在C刊上”的现实困惑。尤其是智库研究与传统科研的划分依据、评价指标等在不同高校、智库之间尚未建立公认标准，智库人才的上升渠道以及新生代智库学者的培育成长都存在阻碍。这些问题也引发严金明的深思。他指出，不同于以论文、著作、专利等成果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以政策报告为代表的智库成果当前仍难以直接纳入通行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因此，应尝试将各类符合标准的智库成果纳入科研工作考核、科研项目结项和科研业绩奖励的具体环节，并完善智库成果购买制等制度举措，真正做到“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激发人才活力：限制发展的“紧箍咒”如何破除

　　“以前，我们智库很难吸引到真正的优秀人才，进入智库的教师也难以实现长远发展，症结就在于智库成果在传统的高校学术评价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这直接成为青年智库人才头上的‘紧箍咒’。”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倪好谈起了前几年青年学者发展的困境。

　　直到2018年，倪好所说的“紧箍咒”终于被破除了。这源于两个校内文件：《浙江大学智库成果认定办法（试行）》《浙江大学智库人才队伍管理暂行办法》。据此，有实效的智库成果被纳入科研评价体系，智库与学术成果分类管理，智库成果评价适用于校内职称晋升、岗位评聘、科研奖励以及各类人才选拔等方面。

　　浙江大学的尝试，是全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缩影。一棋落子，满盘皆活。政策“松绑”激发了人才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身到智库研究与建设中来。从全国范围看，我国智库不断探索，在队伍建设、培养方式、薪酬待遇等方面持续发力。一系列区域性的政策、文件不断酝酿、相继出台，为盘活人才存量、扩展人才增量开辟新局面——

　　明确智库人才评价标准。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处长陈汝军介绍，相当一部分智库工作者来自政府机关和高校院所，这些单位多有一套固化的评价标准。比如，机关单位的人才评价和行政级别紧密挂钩，对于智库人才而言缺乏更为科学的标准。因此，应实事求是进一步研究不同性质智库机构的人才评价标准。

　　发现和培育领军型、战略型、复合型、专长型、学科型人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高端智库处调研员徐晓明介绍了以“带队伍”为目标资助首席专家牵头团队的做法，并指出相关资助按照“有进有出”原则实行动态调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副主任战晓苏提出，应建立特色专家库，注重育才、储才、用才等环节的激励方式，尤其要完善智库、政府、企业之间的双向旋转门等灵活的配套机制。

　　建立“核心平台+专家网络”人才运行模式。严金明认为，智库人才犹如木之根本、水之源头。应通过专兼职、长短聘、双聘与双跨、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相结合的形式，发挥不同专家优势，产出高质量成果。

　　2015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至今已有近6年时间。6年间，中国智库在新时代留下的铿锵步履清晰可见。正如杨忠在开幕式上所言，新征程上，智库界要多有沉潜考索之功、多发高明前瞻之论，努力走出中国智库治理的新时代之路，淬炼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