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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亨德里格斯摇滚电音版的美国国歌，是给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人们的一次警钟：战争会继续，不平等依然会存在。
吉米·亨德里格斯 我们对特定时代的印象，往往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音乐、影像和书籍。 而纪录片则是记录时代现象的集大成者，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电影形式，也是我们接近现实的一种方式。 人们对纪录片的一般假设是客观的，纪录片制作者也是相对客观的。
然而，这些假设反映的不是真实情况，而是一种理想的纪录片制作模式，这也就导致了关于纪录片公正性、真实性和片面性的探讨。 同时，纪录片作为记录历史事件的形式存在，有着不可避免地片面性，这取决于使用的技术设备、摄制组的经验、拍摄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而且，纪录片的制作过程是有主观性存在的。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荣获第4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由迈克尔·沃德利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剪辑的纪录电影《伍德斯托克1969》。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社会经历着剧变，约翰·肯尼迪遇刺、古巴导弹危机、民权运动、石墙事件和越南战争，这些事件都使反主流价值观的情绪滋长蔓延，并以音乐和青年亚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丁·斯科塞斯在音乐节现场，右二 而这其中最能定义这十年的事件，就是发生在1969年8月15日-18日位于伯特利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参加音乐节的嬉皮士们 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高潮，它也将“做爱，不作战”的反战口号，推向顶峰。
音乐节不仅仅是一次单纯意义上的文化运动，它所表达的是年轻人触及灵魂的深刻转变——他们也被后世称为伍德斯托克一代。 《伍德斯托克1969》无论是从格局上还是代表性上都要超越彭尼贝克的《别回头》和《蒙特雷摇滚音乐节》以及默里·勒纳的《纽波特音乐节》。
彭尼贝克《别回头》《蒙特雷摇滚音乐节》 默里·勒纳的《纽波特音乐节》CC收藏 它不仅是唯一一次对这现象级事件的完整记录，更是被安妮特等社会学学家认为是了解60年代美国精神的唯一途径。 而且，据80年代数据统计，这部电影及原声唱片为“金主爸爸”华纳兄弟公司带来了5000万美元的收入。 从《伍德斯托克1969》的审美实验和真理美学中，可以让我们进入美国60年代纪录片制作者的个人视野，从而理解电影所涉及和忽略的历史和社会问题。 以及它究竟是如何以摇滚纪录片的形式，从技术、主题和意识形态上刻板印象化美国60年代反文化思潮的？ 纪录片的剪辑美学 作为摇滚纪录片，它从技术上强调了伍德斯科特音乐节的和谐性，弱化了政治性，这主要蕴藏在剪辑美学中。 分屏技巧在本片极具创新性的首次运用，显著增强了《伍德斯托克1969》的代表性。
组织者与如山如海的嬉皮士们 这种技术实际上是将屏幕分割成两个更小的平行画面，从而使两个不同的电影序列可以同时观看。 安迪·班尼特在《铭记伍德斯托克》一书中强调了分屏的意义。 第一，它不仅促进了舞台上的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更有效的交流，从而增强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感，反过来又使这种感觉向后来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所转移。 里奇·海文斯充满活力的演出特写镜头，与台下狂热乐迷的远景镜头相平行，传达了一种情感能量的交换。
剪辑师通过舞台和观众的穿插镜头，可以帮助在影像中的观众与观看纪录片的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认同。 这一手法后被李安在拍摄同题材作品《制造伍德斯托克》中所复制。
第二，使用分屏效果是对电影中被采访者的观点和观察，提供额外的视觉评论。 例如，自愿打扫厕所的工作人员的采访镜头，与在水中无忧无虑的游泳的青少年镜头被平行推出。
强调了伍德斯托克精神中的无私与包容性，传达了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志愿者为观众提供免费酒水餐食
李安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中对分屏剪辑技巧的致敬，注意左上角的图片，意为毛泽东思想永世长存，帝国主义万劫不复。可见伍德斯托克一代青年对自由的渴望。 影片中的剪辑对观众的情绪有着很强的引导性。 例如，影片中间部分的一个场景加入了字幕歌词，意在敦促电影观众跟着歌词一起唱。
乔·麦克唐纳演唱著名反越战歌曲 《I Feel Like I'm Fixin’to die》 从表面上来看，剪辑师是想赋予影片反战的性质。 然而，根据威廉姆提供的伍德斯托克日志所记载，乔·麦克唐纳的表演出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开始而不是中间。 也就是说，这一片段被特意安插到特定的时间，从而产生银幕化学反应。 因此，像纪录片学家雷诺夫所提出，纪录片技术的关键是它允许声音和图像重新组合，以产生特定的事件顺序和呈现方式。
这种剪辑手法旨在把已经足够亢奋的观众推向更高涨的反抗情绪. 社会学家贝尼特将这一场景阐释为：将一场自发的、即兴的开场表演转变成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中心景观。
乔·麦克唐纳呼吁观众一起来唱 歌词大意：来吧，美国各地的妈妈们，把你的孩子打包送去越南； 来吧，爸爸们，不要犹豫不觉。 赶紧把你的儿子们送走，免得赶不上了。 你能成为街区里第一个使你儿子坐在棺材里回家的人。 导演的创作“私心”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电影，在客观的外衣下，都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 导演在影片中所展示的主题分别是和平、自由与爱国主义，这与他的个人经验和作为60年代反文化思潮中的一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导演迈克尔·沃德利
安妮特指出“伍德斯托克”这个词是一系列图像的同义词——和平、博爱、平等、解放、乌托邦，而这些词汇也是本片作为摇滚纪录片的主题所在。 的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60年代，要么被视为一种充斥着先锋时尚、吸毒“合理”、性解放的时代，要么被视为一个由传奇摇滚歌手所代表的纯洁的“神化“时代。
导演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选择性记录，不仅将它神秘化，还将其塑造成一个无可复制地乌托邦社会，令后人膜拜。 导演的动机可以从影片的三个高潮段落看出，它们分别是琼·贝兹演唱的《乔·希尔》，詹尼斯·乔普林的《Balls and Chain》以及最后“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标志性的电音独奏版美国国歌。
琼·贝兹 它们分别传达了福音式的和平信息，对现世安稳的反叛，美国精神的赞颂以及爱国主义的传达。 首先，琼·贝兹手持木吉他登场，她代表的是由鲍勃·迪伦，伍迪·加斯里和皮特·西格尔等在60年代倡导世界和平和民权运动的歌手，《乔·希尔》也是一首古老的福音歌曲。
鲍勃·迪伦与琼·贝茨，1963 此外，鸟瞰镜头和中心打光更是赋予了贝茨一种弥赛亚般的救世形象。 詹尼斯·乔普林所代表的则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沉沦迷失的那一面，迷幻摇滚乐表面上的歇斯底里，实则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嘲讽。
詹尼斯·乔普林 正如社会学家罗斯所指出的，“婴儿潮”一代中老去的人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幻想，即他们自己仍然年轻，或者至少在文化上比现在的年轻人更激进。 乔普林因吸毒过量而年轻早逝的事实，更是加强了人们对整个70年代的负面影响。
詹尼斯·乔普林 影片结尾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电音版美国国歌，不仅是对音乐节的总结，也是给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人们的一次警钟——战争会继续，不平等依然会存在。 正如斯托克指出，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矛盾不一的，无论好坏，一切都是自制整体的一部分。 反文化思潮 与 被“神化”摇滚乐 库尔特·安德森强调了在伍德斯托克的影响下，大多数人对20世纪 60年代的理解是有选择性的，是带“滤镜”的。 作为反文化思潮中的一员，导演利用音乐节创造一种不可再现的“社区氛围”。 在贝瑟尔小镇丛林里扎帐的人们 而这种对媒介的个人化、经验化的处理，以及对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赞颂，实则是对60年代问题的掩饰与规避。 摇滚乐，在那些表演和聆听它的人心中，享有崇高的艺术地位。 导演不仅展示了根植于音乐中的“群体”观念，更将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使伍德斯托克精神得以保存下来，影响后人对60年代的文化进行反思。
影片中的一处采访场景证明了弗斯的假设：导演采访一名参与音乐节的青年，问他音乐是否有那么重要？ 他回答说：“我并不那么认为，人们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们认为来到这里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指出20世纪60年代助长了一种“信你心之所向”的思潮，它让许多人放弃了理性思考，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美国社会。 也就是说，伍德斯托克在音乐的影响下，展示了群体的无意识，创造一种“每个人很开心，每个人很自由”的假象。 正因为这样，摇滚纪录片作为一种记录现实的工具，呈现出来的“现实”却被扭曲了。
导演对反文化运动的赞颂，忽视了当时美国盛行的极端宗教、阴谋论、自由至上主义、贪婪等问题。 这一影响甚至可以联系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的美国，人们高喊自由，拒绝戴口罩，忽视安全的社交距离，反智主义盛行。 综上所述，《伍德斯托克1969》无论从技术上、主题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刻板印象化了美国六十年代文化。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所有纪录片就制作本质而言，都是选择性地描绘事件，而不是真实地再现事件。
对于相信60年代末这股“神化旋风”的“伍德斯托克一代”来说，音乐节本身的确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 而摇滚纪录片作为现代社会晚期的产物，成为了承接这种“神化”的载体。纪录片对公众记忆的操控，有益也有害。
《伍德斯托克1969》是一个时间胶囊，一方面它唤醒了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并将大家带回到那个时代。 正如音乐节所在地的牧场主人回忆说：“他们似乎能将今天的问题和灾劫，都变成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 但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先行动后思考”的思维模式。 回顾现在动荡的美国局势，我们也许可以洞察到一个时代对现今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撰文 | 张瀛 编辑 | 佐爷 策划 | 后浪电影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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