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

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

关键核心技术直接影响发展大局，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战略需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掌握在自己手上、为我所用，就是“国之重器”，被对手所掌控，就成了随时可能被“卡脖子”的短板或动辄遭受致命威胁的“死穴”。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哪个国家掌控的关键核心技术，都不可能轻易向其他国家让渡。不仅那些以中国人民为敌或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历来对我们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即使是友好国家之间合作交流，对于自己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讳莫如深，不肯让对方触及。如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对中国实行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起步。自1950年至1960年的10年间，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和我们同期配套建设的900多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使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投入大幅度提高，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目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2022年R&D人员全时当量达635.4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23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居第十二位。R&D投入和R&D人员的快速增长，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5G网络、高速铁路等技术全球领先，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国产C919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标志着我国正在从一个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稳步迈进。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积累不够深厚，整体创新效率不高，某些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破解“卡脖子”问题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举国体制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是特殊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由政府统筹调配全国资源力量，达成相应目标任务。举国体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不少西方国家在推进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都是组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资源协同攻关。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加彰显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严密封锁下逐步发展壮大的我国航天科技事业，就是举国体制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少数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我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央领导果断决策，发展导弹、原子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效运用举国体制组织实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两弹一星”“八年四弹”的巨大成功，为我国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则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推动稀缺性创新人才、资源向重大项目攻关任务精准配置的制度安排与组织方式，是我们攻克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法宝。我国过去取得的许多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当前要实现跨越式创新和发展仍然要依靠这一法宝。在重点领域、关键产业筛选一批全局性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方式统一部署，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统筹调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集全社会科技力量，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协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大规模市场应用。

三、大力加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深厚的基础理论积淀是源头创新和原创成果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也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石。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基础研究投入通常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面对巨大的发展压力和严格的绩效考核要求，基础研究常常很难摆脱被忽视、被挤压的命运。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有远见的重量级科学家就开始呼吁要重视基础研究。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R&D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还只有6%。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通常在15左右，法国则高达25%。我国很少有企业或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研究。即使是十分有限的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相关管理部门迫于绩效考核压力，也更倾向于支持能够在短期内收获实际绩效，或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

为实现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我们需要着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在R&D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从2025年开始，按照每年提高0.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35年，基础研究投入在R&D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达到12%左右。为减轻相关部门的管理负担，新增的基础研究经费可以采取新的管理模式，不再按竞争性项目经费的模式进行管理。比如可以考虑对于具有创新潜质的青年人才，如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研究岗位和获得高校教职者，可在其入职后数年内持续给予定额资助。这种面向创新人才直接划拨的“人头费”，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创新环境，使大批有志于创新者得以摆脱因多年申请不到项目而“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缓解许多原创学术思想因难以得到同行共识而屡遭拒绝的现象，破解“学术共同体”扼杀原创的困局。

同时，还要大力提倡和鼓励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需求寻根溯源，在基础理论、基础方法和自然规律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引导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投入对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研究。

四、促进社会金融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有效融合

社会金融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有效融合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测算，美国的风险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但其支持的企业产出占GDP的比例高达11%。我国是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大规模的创投市场。‌每年有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进入到该市场领域，‌其中处于A轮融资阶段之前的更早期创业项目所组成的CM 0创投领域，‌风险投资资金规模也达到了8000亿元人民币。‌

资本具有逐利性，不论是社会金融资本还是智力资本，只有当创新创业具有创富效应时，其积极性才会被充分调动，社会金融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融合才会充满动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高素质专业人才匮乏、‌运作不够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中介服务不到位以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等。我们要通过大力培养专业风险投资人才，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管理服务，不断完善退出机制，彰显社会金融资本与智力资本融合的创富效应。

风险投资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创新生态，有项目、有创意的创新创业者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渠道将更加畅通。社会金融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有效融合机制一旦形成，“人找钱”就将变成“钱追人”，创新创业人才的价值必然大幅度提升。巨大的“创富效应”无疑会使中国变成创新创业的热土，科技强国建设自然水到渠成。‌

五、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激发千千万万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是更好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前提条件。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在人才评价上，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并提出“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不少部门、单位和参与评价的专家、学者，仍然习惯于数“Top”期刊论文和高层级奖励，习惯于看被评审人是否承担过“大项目”，科技评价仍然是以“Top”期刊论文、“奖项”和“项目”代替“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其实，“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关键是要看解决了什么重要科学问题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应该说，得到“大项目”资助，在“Top”期刊发表论文，获得“大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创新价值、能力、贡献”。评价基础研究人才，应主要看其成果在科学界的影响力；评价应用研究人才，则应主要看其成果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价值。因此，“立新标”就应当将科技人才评价标准转变为“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经济贡献”，而不再看论文是否发表在“Top”期刊上,不再看是否有“大奖”和“大项目”。

只有遵循“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原则，将科技人才评价标准转变为“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经济贡献”，同时让人才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将广大科技人员引入人人研究真问题，人人争创真价值，人人争相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目标贡献聪明才智的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