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建议大幅调高农民养老金

养老金并轨议题在今年10月即将完成过渡期，其间揭示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职工之间近1倍的养老金差距，而农村居民的养老金与前两者间的鸿沟更为显著，差距可达到数十乃至上百倍。农村老年人面临收入来源匮乏，依靠有限的养老金度日，时常需要子女的额外帮助，尤其在医疗和紧急情况下更为突出。相比之下，城市中的退休人员，无论来自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享有高比例的养老金替代率，月收入从数千到上万不等，不仅能够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还能给予下一代经济上的支持。

这种悬殊差异，部分原因在于农村养老金制度建立时间较晚，加之农民因收入限制，参与“新农保”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不高，难以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中获益。基础养老金方面，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部分，显示出农村居民、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养老金设计之初就存在的不平等。例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初期，基础养老金仅为每人每月55元，虽历经数次上调，至2023年也仅达到123元，多数省份的农村居民养老金标准低于200元/月，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相比，存在近30倍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退休金”一词常用于指代非农民群体的养老金，无意间忽略了农民劳动与退休待遇的关联，忽略了农民在过去几十年为国家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新冠疫情加剧了农民基础养老金偏低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引发学界呼吁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老人的直接补贴。

近期，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议，应显著提升农民养老金水平，推动城乡养老待遇一体化。研究显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更多源于再分配政策不足，而社会保障政策是关键调节工具。因此，增加农民养老金不仅是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也是实现公共财政正义和平等分配的重要途径。

此外，养老金制度的未来发展需体现身份、服务获取权及财产权的平等，强调福利的普惠性质，减少基于身份、职业的差异。特别是在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基本养老保险领域，平等和普惠应成为核心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