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如何去弊存利，始终是世界各国政府研究的课题。《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发表文章，题目是“经济全球化国家管理是关键”，作者是日本滋贺大学教授柴山桂太。该文作者认为，国家管理水平的高低优劣，是经济全球化去弊存利的关键所在。文章摘要如下。

凯恩斯主义在今天往往被理解为“大政府”。在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凯恩斯主义成为政府以财政支出改善就业的理论后盾。而在今天，凯恩斯主义却常常被认为是财政赤字的元凶、忽视市场效率的过时理论。

诚然，凯恩斯给战后的福利国家体制带来很大影响。但凯恩斯主义未必就等同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大政府”。凯恩斯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在经受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凋敝，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高涨。在目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反复交替、经济出现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不再抱有乐观的期待，但他对共产主义也没有产生共鸣。

凯恩斯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都在于是否应对资本主义加以适当的管理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为此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这种观点似乎逐渐失去魅力。不过，全球化又能持续多久呢？曾有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全球化大发展时期发生的。凯恩斯也曾有过类似观点。

   全球化无法杜绝地缘政治冲突

危机正在繁荣之中悄然逼近。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大举增加军费，这就是一种信号。凯恩斯所说针对资本主义的“管理”，对今天似乎一帆风顺的全球经济来说不正是必要的吗？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全球化浪潮。从19世纪末至一战期间，世界经济一度曾迅速推进一体化进程。部分历史学家将这个时期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当时，由于蒸汽船和铁路的普及，货物运费下降，各国对贸易的依赖加大，海外资产比例猛增。

凯恩斯在回忆那个时代时这样写道：伦敦人在床上呷着红茶，用电话即可订购世界各地的商品。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电话改成因特网，你简直就会误认为是现在的场景。

时代的观念往往是乐观的。许多人认为贸易把各国联系在一起，战争的可能性下降。时至今日，人们仍抱有同样的想法。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跨越国境的企业投资活动对古典的地缘政治上的对立起到了抑制效果，并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弗里德曼用“防范冲突的戴尔理论”来解释他的这种看法：当像戴尔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销售网络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时，各国就会因惧怕资本撤走而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种想法初看颇有道理，但回顾历史，那些被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例证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就是德国。

 三个不稳定因素威胁世界经济

为什么第一次全球化未能持久呢？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分析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存在三个不稳定因素。

其一是人口过剩。德国等国家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而引起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其二是财富分配不均。虽然经济增长带来了资本的积累，但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国内消费难以增长。

其三是粮食问题。欧洲从新大陆美国进口粮食，但美国的人口也在增加，出口能力下降，导致粮食的实际价格上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压力。

凯恩斯说，这三个因素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危机潜伏着。他的这种看法对我们思考今天的全球化同样具有启发性。由于世界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粮食风险，在预测发达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凯恩斯所指出的全球化潮流下的经济风险，在现代来说，更多地集中体现在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虽然人口暴增势头有所减弱，但人口因素现在仍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仍是不可否认的。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是潜在的大市场，显示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凯恩斯暗示，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人口因素引发的。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谁也无法否认，不断增加的人口和财富分配的不均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国家管理能力欠缺是混乱根源

凯恩斯在其1936年问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分析了引发战争的经济原因。他认为，战争是由“人口压力”和“争夺市场的竞争”引发的。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缓解需求不足等国内经济困境，只能用强硬手段去寻求国外市场。但是，他亦认为，国家对于人口和需求的管理可能消除这个因素，即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和平，各国可以采行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这一主张对我们思考现在的第二次全球化同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即能在所有的国家实施人口和经济的适当管理吗？因为政局不稳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组织不够完善。福山在《国家政权建设》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组织和必要的社会制度不健全。

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混乱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它源于国家管理能力的欠缺。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中央银行能够操控利率，是因为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实施政府管理的条件成熟了。凯恩斯还认为，大企业的国有化以及电力公司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稳定。

凯恩斯主张政府管理经济的背景是，当时政府组织等社会制度已经健全了。一国国内的合作关系越是良好，政府所能发挥的力量也就越强。如果从广义上解释“管理”一词，那么对国家进行管理的主体就不仅是政府，而应是整个社会。

在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代，国家所能发挥的管理作用仍是强大的。 （编辑刘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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