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鲜明特点

　　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改革和开放始终是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贯穿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改革和开放的共同目标是发展，改革与开放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APEC的战略调整方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战略方向高度一致。过去30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的，APEC战略则表现为应对性的和碎片化的。党的十八大宣布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和顶层设计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日益凸显大国方略，APEC战略则体现为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由应对性向引导性转变、由随同者向领导者转变。2014年APEC北京年，是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标志，也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

　　APEC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和核心

　　WTO作为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通道就是加入WTO，并推动WTO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WTO经历了1947-1973年的七轮谈判，在推动工业品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商品实现了零关税。但在涉及农产品、服务业、非农产品准入、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议题、竞争政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等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多哈回合谈判于1986年启动，就上述几大议题上进行讨论和谈判。由于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在世界经济萧条和调整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成员国利益纷争激烈等原因，多哈回合谈判以失败告终。在WTO框架下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各国都寄希望于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区和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多种多样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成为主导。APEC就是中国推动多边合作的一个主战场。

　　APEC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涵盖成员广泛（21个成员国）、较为松散、非机构化、以自愿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为基本原则的经济合作组织，宗旨是推动亚太区域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区域内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构建推动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区域环境。为了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APEC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推动各项经济合作。在WTO机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APEC成为亚太国家推动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平台。

　　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程度很高。2013年，中国对外十大贸易伙伴中，除了欧盟与巴西以外，8个是APEC成员，中国与这8个成员的贸易额达到23707亿美元，占中国与前十位贸易伙伴国贸易总额的78.7%。2012年，在20个APEC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其中12个成员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4个成员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两个成员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80%来自APEC成员。2013年，在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APEC成员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APEC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在APEC框架内，通过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中国在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削减、加快服务业开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并积极参加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转移、人力资源建设、金融合作等方面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中国提出了“APEC模式”：承认多样性、灵活性、渐进性与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促进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一模式在1997年温哥华领导人宣言中得到确认。中国已经成为APEC成员中的核心之一。

　　中国APEC行动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发展

　　在APEC框架内，中国通过多种多样的单边行动、集体行动、双边行动和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在关税和非关税削减、服务业开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行动中，在进出口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投资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以满足中国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需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PEC内的规制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外部推动力。APEC规制合作于2011年美国领导人会议正式提出，已经成为APEC合作的核心内容。规制合作，是指不同国家在双边、多边与区域合作层面为促进规则设计、监管、实行及事后管理的合作，并最终实现跨境规则趋于一致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与组织安排。而规制合作已经成为美国主导的TPP与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重要谈判内容。这种规制趋于一致，涉及到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很多关键环节，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头戏，涉及到经济、贸易、法律、金融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改革。扩大和深化APEC合作，积极参与规制合作，前提是推动我国在经济、贸易、法律和金融各种体制下的市场化改革，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规制合作也为我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参考。在区域规制趋于一致的目标下，建立在各国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各种规则安排便是规制合作的重要内容。在相关领域的改革中，我们便可以参考趋同的规则标准来推动变革。同时，在规制合作中我们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可以成为很多APEC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样板。中国改革模式在APEC框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2014中国APEC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战略

　　2014年中国北京举办APEC峰会，成为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一个标志。中国APEC战略调整表现为：中国从一个参与者向一个领导者转变；从被动性和应对性向主动性和引领性转变；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一言以概之，中国开始了APEC会议中的大国方略。而这一大国方略与中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紧密相连，全面改革的大国战略与全面开放的大国战略环环相扣。

　　2014年APEC北京峰会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是APEC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推动力。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应对新形势下的区域经济合作需要，我国去年启动了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产物，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对外开放，需要在很多重大领域形成突破，破除现有制度障碍。上海自贸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验区。一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很多实验已经在全国推广，或者正在考虑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也在加大实验的领域和力度，全面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改革速度的加快，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同时，深化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和阻力，通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由开放促进改革、消除改革障碍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APEC北京会议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通过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建设，需要国内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与开放水平相对应。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将载入APEC史册，同时也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互联互通是核心议题之一，即加强APEC成员之间的公路、铁路、航路、规则、机制的互通互联。会议提出，以惠及太平洋两岸成员为目标，以硬件、软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体为特征，积极推动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互联互通不只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也是机制和规则的合作，是打破设施障碍、机制和体制障碍的重要举措。互联互通的建设中，我国必然要加快破除国内行业垄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撤出不合理行政审批事项，加大破除行业阻隔、区域阻隔的障碍，推动规则的区域趋同化与一致化。

　　应该说，2014年北京APEC峰会将APEC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个体现中国大国发展战略的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一个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实现中国梦的时代。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①孟夏：《中国与APEC合作：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②戴金平、张成祥：《渐进式金融改革：发展与修正》，《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